南平：开展责任制约谈 促进“两个责任”落实

[11]可见中庸之道是和，不是同，一个阶级消灭敌对阶级、改造其他阶级，追求的是同，而不是和。

(一)社区自治立法滞后于智慧城市建设 1.居民认定标准不一 依据《宪法》规定，城市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目前，智慧城市的建设片面强调通过网格化管理提升政府效能，忽视了基层自治的发展。

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是政府主推的智慧城市智能家居系统升级的内容之一。在智能技术的加持下，社区信息公开和居民民主表达的效率提高，基层群众的知情权和投票权在技术层面可以得到充分保障。无论是居民自治的推进与下沉，还是协商自治的确认与展开，都必须在法律的框架下进行。居民自治的良性运转有赖于科学的共识达成机制。2.重维稳轻维权 网格化管理最初是以犯罪预防和社会控制为目标，将社区划分为不同区域，并配备专门的网格管理员，以移动互联网、即时通讯工具和信息平台为技术工具，实现对社会情况的充分掌握和控制。

目前的法律法规中，除关于民主选举的程序性规定较为完备外，关于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内容和方式并无明确的规定。(二)共识困境与分异风险 制度形成领域的人民公意可以建立在投票民主的基础上，即使有民主的不满，也可以通过宪法平衡和兼顾少数群体的权利保护，从而避免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智慧城市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和智能管理系统的运用为公众参与提供了智慧基础。

对居民的认定标准不一主要缘于各地对本居住地区的理解不一致，通常情况下处理问题的依据以当地颁布的直接选举实施细则为准。其三，澄清社区自治法律法规的适用范围。以K社区Z居民小区为例，该小区在社区备案的监督委员会共有成员39人，其中44岁以下的青年人有25人，占64％。无论是居民自治的推进与下沉，还是协商自治的确认与展开，都必须在法律的框架下进行。

呈现这一逆转现象的原因，除了青年人对智能服务系统和网络议事平台的使用率较高，能够突破时空限制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外，就是有利可图，期待利益均沾。二是社区居民利益共识与价值共识达成的难题和空间分异的风险。

民主参与和监督机制的缺失，导致居民对于应当参与决策、管理、监督的社区公共事务无能为力，实际参与范围有限。频繁的利益冲突和价值冲突会令部分居民基于对现状的不满产生逃离当前社区的冲动，期望进入拥有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的理想社区。智慧城市背景下，社区商圈的参与者众多，包括房产开发商、物业服务商、社区运营商、业务提供商、设备提供商、系统集成商、电信运营商等等，社区要充分整合这些参与者提供的资源为居民提供服务。⑥在柏林看来，价值是无法通约(incommensurable)也不能兼容的。

社会矛盾从表面上看是利益冲突，但实质在于民众的基本权利没有得到尊重和保障。善治所要达到的目的在于激发人的善念。自治实践中，业主自治扩展到居民自治的领域，作为居民自治下沉的院落自治也涉足物业管理的内容。但修建停车楼要占用绿地，居民随即分化为支持、中立和反对三大阵营。

居民自治中投票的形式是居民直投、户代表投票或居民代表投票，计票方式是一人一票或一户一票。它既可以理解为一种表达规范的语句和解释规范的文本，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建制，也就是说理解为诸行动规则的复合体。

反之，非均质化的社区居民自治水平较低。2.价值共识之难题 现代社会不仅呈现出利益多元，还折射出价值的多元主义。

在他看来，商谈的目的是对于什么可以被通约化达成一种共识。其次，社区治理要从治民之术走向治权之术，推进社区居委会的去行政化，保障居民自治的发展空间。如何把多元化、异质化的各种诉求整合起来，是居民自治首先需要面对的难题。在一个多元化和异质化的社区中，每一个居民的诉求都应当得到尊重。45～59岁的中年人有9人，占23％。企业收集的平台数据中包含了大量个人数据，理论上居民基于信息自决原则对此类数据享有数据隐私保护的权利。

实践工作中，社区事多人少，所以工作人员经常把居民委员会承办的事项交由业主委员会组织完成，业主自治渐渐与居民自治相融合。均质化发展较好的社区，社区成员更易达成共识，居民自治水平相对较高。

社区资源配置关乎每一位居民的切身利益。再次，投票计算方式不同。

但现行法律法规关于居民认定标准的不统一，无法满足智慧城市居民自治实践对居民身份认定的需求。这种传统模式下的民主投票统计工作繁复拖沓，而且当前社区公共事务日益增多，倘若每次都要依赖人工统计，过高的决策成本势必会削弱居民自治的效果。

简单地预测智慧城市建设能有效推进居民自治的发展并不利于我们全面地理解居民自治发展中面临的困境。⑤Habermas,Moral Consciousness and Communicative Action,The MIT Press,1990,p.65. ⑥伯林：《自由论》，胡传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49页。智能动态监控不仅支持智能检索与智能研判，还能够实现跨域、跨平台传递结构化数据。对于户代表投票，可能一人一票与一户一票的差异会导致票值不相当。

其次，根据实践经验研判与智慧社区建设高关联的行业，明确应当回避的亲属关系及利益冲突事项，避免隐性利益链的形成。(11)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41页。

(13)阿奎那：《阿奎那政治著作选》，马清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95页。(15)理性选择理论假定所有人都是自私自利的小人，一旦不受约束就会最大限度实现自己的利益，甚至损害他人或社会利益也在所不惜。

②对理性的现代人而言，参与公共事务至少需要支出时间成本，如果收益甚微，经过计算的理性人就有可能放弃行使权利。城市人口大量流动必然导致人户分离的现象，具体有两种：一种是户口在本社区，但是人不在本社区。

(12)立法者作为教育者，应以正义(美德)为基础制定法律，通过法律追求善、恢复善，塑造好的社会。以K社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为例。基层政府交给基层自治组织委办的行政事务越来越多，自治组织彻底行政化。青年人的社区参与度提高，改变了过去社区公共事务主要由中老年人参与和决策的局面，社区青年通过议事平台频繁发声，居民话语权重新分配。

智慧城市市场的巨大体量和潜力吸引了众多企业的参与。长期以来，由于利益相关性较低，社区居民自治内生动力不足。

尽管在过去的基层自治实践中，我国通过一肩挑与两票制的改革尝试将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中从事管理的人员纳入党内监督的范畴，但在实践中，对村和社区一级中的非党员干部仍无法实现有效监督。2.民主参与和监督机制缺失 居民自治的内容包括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

城市社区综合信息平台的使用扩展了信息表达的机会，提供了了解社情民意的渠道，有效提高了民生服务的效率。智慧社区是智慧城市建设的二级版块，以社区居民为服务核心，依托通信网、互联网、物联网进行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架构、社区民生服务和社区商圈搭建等智慧应用层面的开发和推广。